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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2页）

美酒和着歌舞，融解着心中的块垒，寄托着友好的祝愿，宽慰着朋友的灵魂　王安石醉了，司马光醉了　苏轼醉了　熙宁四年（1071年）春天，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而言，似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

王安石在送别婵娟和“书场浪子”南下江宁的第二天，便按照皇帝赵顼传下的批谕，发出了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意修史”和诏令苏轼“通判杭州”的谕旨。并立即报请皇帝赵顼思准，轻车简从地走出京都，奔赴洋河、淮河一带巡察。这是他从“书场浪子”的话语中得到启迪而作出的决定：身为宰相，不可“乐在鼓中”，应当亲耳听听、亲眼看看“均输法”两年来推行的实情。

司马光是年前腊月十六日离开京都奔赴永兴军的。由于冰封雪冻、道路崎岖，他在路上踉跄颠簸了十五天，于元月三日到达京兆府（西安）

这十五天，在漫漫的行程中，他冒着风雪回溯着朝廷这两年来的变化，心境确实有些茫然，对皇上和介甫的所作所为，总觉得看不出一个真实的面目来。“变法”之举是励精图治吗？却草就轻发，专谋声威，近乎于玩笑。“变法”之举是玩笑吗？却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极其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实在是难以理喻。

他亦回溯自己这两年来的一言一行。奏表、谏言，谏言、奏表，在别人看来，似乎专与皇上对抗，专与介甫为难，似乎也是一种“玩笑”，可自己却也是非常认真的。唉，也许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在别人看来，更是难以理喻。

除夕之夜，元旦之晨，他是在潼关城西三十里处的一个荒落的农家度过的。面对农家简朴而虔诚的守夜灯光，回想离京前与皇上的“朝辞进对”，他凄苦难当。以不谙军务之躯，任军务不谙之事，也是一种“玩笑”。想有作为而不被恩准，面对边境烽烟而胸中无策，更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风雪两千里走到头了。元月三日司马光走进京兆府。战争的阴影笼罩着长安古城，他的心境惶恐不安。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和祸福莫测的未来还在前面啊！他站在长安南门的城楼上，望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发呆。社稷安危、黎民性命，本是“玩笑”不得的！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添屯军马状》，以图安定民心。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本路官兵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十状》，以图提高士气。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垒倚阁状》，以图解决细民眼前青黄不接之苦。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以图解决民间眼前粮米不继之急需。

司马光的这些奏表，表面看来，仍是他那“固执”的《强兵安民三策》的继续，是消极的、没有作为的、令人泄气的，但确实是现实的、务实的、从实情出发的。他毕竟是一个“脚踏实地人”，不想用豪言壮语欺骗自己，欺骗皇上，更不敢欺骗永兴军的将校兵士。他仍然唱着低沉而令人厌烦的老调。

司马光焦虑地等待皇帝“恩准”的谕旨从京都飞来。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皇帝的“恩准”没有等来，却接到了“判西京留守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诏令。他当然不知这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元月三日的夜宴中为他争得的优容恩典，又一次叹息自己命运多舛。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再次面对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仰天长叹：“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他告别了来去匆匆的长安古城，踏上了东去的归途，于四月初五傍晚回到京都。他囊不及解、餐不及用、衣不及换，便书写谢表，请求皇上“朝辞进对”。

四月六日，大内宦侍传下皇帝谕旨：因朝事繁忙，免于“朝辞进对”，准予住京一月，消解旅途之劳。司马光面阙跪伏谢恩。

因为有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出知永兴军”之行，其妻张氏已于年前腊月下旬带着女婢、仆役返回涑水老家。书局已于前几日移至洛阳。其子司马康去年中进士后，已获皇帝恩准除到国子监听讲外，进入书局做案头事务。此时，司马光身边除了留守房舍的老仆吕直外，只有随从的两个仆役。皇帝既免于“朝辞进对”，就不必在京都停留了。他随即请大内宦侍转禀皇帝，他将于三日内前往洛阳赴任。“朝臣典范”司马光，在反来复去的贬逐中也是“典范”！

苏轼就不同了。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诏令的，因妻子王闰之生子尚未满习俗的四十天，而任妈又卧病在床，实在无法拖家远行，承蒙驸马王诜帮助，讨得了皇帝一句“缓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

两个多月来，苏轼成了室内室外最忙碌、最忠顺、最听话的仆役。白天恭侍于任妈膝下，以尽人子之孝；夜晚拂照于王闰之床边，以尽人夫、人父之责；奉药、供茶，嘘寒、问暖，以口无遮拦之舌，说笑话为任妈解忧，讲故事为王闰之消愁。亏他是个随和的文人，官气不多，能屈能伸；官架不大，能上能下；心胸宽阔，能提能放。他似乎忘记了“通判杭州”之诏已贴在脑门，“缓日成行”四字并非“缓日不行”，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只是在任妈闭目养神和王闰之抚着儿子熟睡时，才偷闲发呆、叹息、料理心中的愁苦艾怨和焦虑忧烦。又亏得歌伎琵琶等人热情帮助，内外奔波，拂照子侄、购米买菜、挑炭点炉、烧饮浆洗，隔三差五以琴音、歌声调解庭院凄凉，好歹总算熬过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三春季节。

任妈病好了，能走动了。妻子王闰之身体恢复了，能劳作了。幼子苏迨快四个月了，会笑出声了。司马光贬到长安又贬回来了。“通判杭州”的“缓日成行”即将结束，离京日子临近，家务上的一大堆难题，骤然摆在苏轼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后如何生活？九人歌伎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妈和不满半岁的迨儿如何随贬起程？父亲购建的这座庭院如何处置？眼下都需解决。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愤懑又席卷而来。他又开始借诗画以解忧，借饮酒而销愁。

百无一用的苏子瞻啊！

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使他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变法”，获得了新的认识。汴河的风浪，击碎了他门在鼓中的乐观；淮河的波涛，增添了他心底的忧虑。“均输法”实施两年多来的成就巨大，但缺失之多，亦令人惊骇震怒。他一举查办了几个罪大的官员，并令他们退出了赃款，煞了煞这股“官商勾结”的邪风。但留在心底的忧虑和苦闷，却日多一日地积淤起来。为什么一道新法的执行总是走样？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样越大？为什么上呈的文书、奏表总是文过饰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饰越甚？为什么要变革一种流俗竟是这样的难！不仅要战胜朝廷上层一些力量的对抗，而且要战胜下层官吏的积俗旧态！他突然感到变革道路的漫长和自己力量的单薄，心里不再是气势如虹了。

回到京都的当天晚上，在与夫人吴氏共枕相语中，得知司马君实已回到京都和皇帝免于“朝辞进对”，并得知苏子瞻这两个月的凄凉处境和皇帝“缓日成行”的恩典。

吴氏入睡了。王安石闭上眼睛，无论如何难以睡着。司马光和苏轼的音容笑貌不停地闪现在他的心头。

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疏远了、绝交了。怪谁呢？怪司马君实不赞助自己吗？怪苏子瞻不与自己合作吗？他们所论新法的缺失，在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吗？而且自己已不得不严厉“匡正”。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实、子瞻，友直、友多闻啊！该自己以“友谅”对友了。怪自己心胸狭窄吗？自己何尝不想借重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之名望、才智，以竞“变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操之术，就不会有自己所思所想的“变法”，更不会有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了。看来，朋友间的这场抵牾，谁也不怪，只怪这个积贫积弱的现实。大宋百年的辉煌，造就了几代自视甚高，都不肯低眉附首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唯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政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

司马君实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察“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得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

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倚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任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

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

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为可马光送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从容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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